张军：一位经济学家的40年

我记得80年代我上大学的有一年，来了几位日本学生到宿舍交流，可是刚好有一个苍蝇总是围着用来招待他们的月饼转，我为了打破尴尬，就问日本学生，你们日本有苍蝇吗？日本学生哈哈大笑，现场一下子轻松了下来。”在80年代的中国，在对外交流中愿意去“破冰”讲笑话的人并不多。而张军是其中的一个——如今他已经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都说“愿意活跃气氛的人都擅长跨界思考”，张院长果不其然，践行了这个理论。

“我个人把这个中国的改革40年的成功，看成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张军院长如是说。当我们来到张军院长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整理即将出版的一本新书《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变之术》。张院长告诉我们，这是以他个人的视角，带着一些回忆，带着一些考证，来讲述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学界如何参与重要事件的决策形成过程。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成功之处，并不是既有成功经验的复制，而是“快速学习”。“中国是一个快速的学习者。”在他看来，这样一个禀赋的优势借着改革开放的窗口，能够迅速地转换成经济增长，生产率的提高，收入的提高。但中国也有自己的难处：随着与前沿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可以学习的东西越来越少，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转型，从一个学习者转变成为一个创新者。而创新，显然比学习要难得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流行病学跟这个经济学，在方法层面上，技术层面上，其实是非常接近的”2009年，张院长得了较为严重的血液病，面对复杂的治疗，院长自己看了大量的中英文文献，边看文献了解病情的同时，还要看看这些文献的结构到底完不完美——这实在是一个有些“处女座”的毛病。而张院长在这样的“纠结”中，还发现了经济学与流行病学共通的道理：他告诉马博士，大家都喜欢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病为什么发生在你身上？——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其实和通货膨胀为什么会发生在某个时期在逻辑层面上是非常接近的：经济学上的研究和流行病学的研究都是要靠对数据做计量分析，控制一些变量来寻找因果关系。所以说，和医学一样，经济学家看任何问题都是非常理性的，数据就是关键。这样的表达当然会让旁人觉得“职业病”，好在顺利走过病痛之后的张院长在对待生活、对待社会、对待工作上更加注重过程，他说“沿途的风景其实很精彩，幸福指数提高了”。张院长有个绝活，左右手镜像书法，左手可以不带任何思考的写反字，没错，就是左右手同时开工一气呵成！（责任编辑：饴香传媒  秋水卓玛）